铁马冰河入梦来

新时期的中国军事文学，仿佛是在沉沉一觉醒来之后，慢慢伸出或张开各种或灵敏或稍嫌迟纯的触角，向同时苏醒和勃兴着的社会展示这一题材所独具的文学张力。

回顾新时期军事文学所走过的二十多年，可以说，在尽可能的方向上，军事文学作家们都尝试着甚至倾全力进行了勇敢而深入的突进，拓展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的空间，使中国作家关于战争和军事题材创作领域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使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关注战争或军事生活中人的，特别是军人的生存状态，沿着通往心灵的道路，展示人物的情感世界，并运用大量的细节和生动的语言凸现人物的个性，着力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明人物形象，是新时期军事文学最重要的创作现象之一。徐怀中的小说《西线轶事》写的是从“文革”那个迷乱时代走来的刘毛妹，这是一位带着时代的深刻烙印和心灵伤痕、勇敢走向战场并且光荣献身的“有缺陷”的英雄。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及其时代背景的揭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深深地刺中了我们当时尚未完全醒来的麻木了的痛觉。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大胆地触及当时存在的但又为许多人惧怕触及的矛盾，是一种领风气之先的创作。作品以凝重沉痛之笔抒写了那种特定时代背景下以梁三喜、靳开来为代表的一代新的军人的生活和情感重负，以及他们如何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博大情怀，走上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战场，并且以为国捐躯、血洒疆场的悲壮经历，使读者仿佛重新认识了当代军人的真正处境和性格光彩，因而也为之倍感震惊而又震撼。

对以阎连科、陈怀国为代表的被冠以“农家军歌”之名的创作，人们持有不同见解，然而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关注当代军营中大量出身“农家”的子弟兵的生活和命运，以冷峭甚至近于灰色的笔调描摩了他们在军营中各种复杂的心态，以及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苦心奋斗的足迹，这种写作旨在把以农民子弟为主体的中国军人“还原”为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平凡人”，这对了解中国军人的形象和特质是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的。

或许是对这种写作的反拨，亦或是对中国军人更为本质特征的一种提炼，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又都几乎不谋而合地再度努力凸现军人身上的“钙质”和阳刚之气。关山林、李云龙、梁大牙等人物，不约而同地都是战争的硝烟烈火中的骁将，也都是政治风雨中经受考验和摔打的斗士。这些人物的支撑点都是作者营造的独特情境和生动情节，以及给人强烈阅读快感的语言叙述，使中国军人以更典型、更突出、更坚硬，具有鲜明中国审美特质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人物也许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形象，读者对他们的出现可以说称赞有加。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反过来我们又可以通过人物进一步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时代背景。当然人物的成功，不是对人物自然形态的再现，而是经历了从认识、揣摸到提炼、加工、塑造的复杂艰难过程。我们从军事文学作品中读到的许许多多不同性格的军人形象，既反映了中国军人形象本身的丰富性，更包含着作家别具匠心的艺术创造。

从写军人的牺牲奉献到表现军人对自身天职的坚守，再到深切关注军队能否打赢未来战争，军事文学关于军人存在价值的思考一直随时代的变化向前发展和延伸。新时期之初，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和唐栋的《兵车行》等，切入边陲生活，以感情深蕴的笔触，表现和平年代军人那种默默的、不为人所知的，同样也是感人至深的牺牲奉献精神。这一创作主题反映了一定的时代性，是对军人当代价值的一种高度概括和深情赞颂。以至于对这样一个主题，现在有一些作品仍在进行不绝如缕地歌唱，并不断地加以丰富和深化。朱苏进的《射天狼》、《引而不发》为代表的许多小说佳作，无疑是对这一主题的超越。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其血液中渗透着浓厚的职业军人意识，心中时刻铭记的是军人的天职。正因为作者用标准军人的视角来观察、要求和塑造笔下军人的形象，所以他对军人心理和行为的描写和揭示，既有现实的色彩，也有理想的成份。他们都有沉稳的性格、过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在不再是轰轰烈烈的和平岁月中忍受着必须忍受的寂寞，在等待战争中创造着或保卫着和平。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可视为随时代的呼唤而产生的优秀之作，是近些年来罕有的正面反映军队训练改革的重要作品。饱受列强欺凌而又在现代史上取得过光辉胜利的中国人民，特别关心在已经发生巨变的当代世界军事格局中，我军能否一如既往地致胜于敌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柳建伟的小说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某种探询和回答。作者显然是有危机感的，他从能否打赢未来战争这种高度来思考和关注这支军队的现状，清楚地看到并切准了与这支军队应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不相适应的地方，并以宏大的架构和磅礴的气势，着力表现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当代军人如何做出痛苦的抉择和调整，突破各种陈旧观念的束缚和生活矛盾的围困，在一种准战争形态的演习中磨练和提升自己，努力使自己居于战争或时代的制高点，更好地担当起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重任。这部作品既沉重苍劲，又高扬着一种精神，使人深思，催人奋进。用文学的形式对思考和表现这一重大课题，柳建伟并非是第一人，但这部作品轰响着的更为宏亮的时代旋律，同人们的关切和愿望相契合，相对而言更能给人以深刻的触动，因而拍摄成电视剧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